，临走前委托武乡长全权处理，你们有什么诉求，都可以跟他说！”

我顿时有种很荒谬的感觉，这坎杖子乡的领导干部真是上梁不正下梁歪，无耻程度不断刷新我的认知，相比较起来，谢文媛陷害我的那事真是毛毛雨，简直不值一提。

乡亲们一听说有人负责，顿时群情激愤，一下子就把我围了起来，而王勇则趁乱假装若无其事的走掉了，我也没有功夫去在意他，大家围着我各说各的，我真是什么也听不清，一个头两个大。

最后我只好说，这么乱糟糟的也不是办法，亲属什么的先回去，直系亲属每家先派一两个代表，到我办公室里细说。

就这样五个代表跟着我进了办公室，一进门就吵吵着让我给说法，我一边赔笑脸一边热情的沏茶倒水，我知道他们正是情绪激动的时候，我就算说什么他们都是听不进去的，只有先安抚好他们才会听我说，所以我必须先拿出一个真诚的态度，伸手不打笑脸人，可能是我和其他乡领导干部不一样，没有推诿扯皮，是真的想负责任，他们的情绪也就慢慢稳定了下来。

这个时候我才拿出态度，这也是我半夜里辗转反侧想好的，我知道这个时候最忌讳说废话，于是言简意赅的表态了三点，一是肯定要查明矿难原因，给大家一个交代。

二是善后赔偿，这一点会跟矿老板谈，赔偿金额严格按照国家规定，一分不少，必要时会请公安部门和法院介入。

最后第三点，就是严肃追究责任人，这个由上级调查定论，我请他们相信组织。

在那个年代政府的公信力还是很有权威，没有像现在这样缺失，所以乡亲们听完后或多或少都暂时相信了我，但也说了，一旦他们在乡里得不到满意的结果，一定会上县里甚至市里讨一个公道。

不过不管怎么样，总算是把他们先稳定了下来，我长出了一口气，这个时候我才注意到其中一个妇女胸前抱着遗像，一边用手摩擦一边掉眼泪，样子很是可怜。

在农村，青壮年的男人几乎都是家里的顶梁柱，顶梁柱一塌，加上坎杖子还是有名的贫困村，这本来不好的日子就更加不好过了，我心有戚戚，忍不住安慰了句节哀顺便。

哪成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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