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盯着他，冷声道：“你还好意思说我？刚才抢救矿工的时候，是谁挖了几分钟就喊累，然后出了矿洞还有闲心抽烟，你与其在这厚颜无耻的指责我，还不如想想这事怎么善后解决来的实在吧！”

“好你个武常思，你就是这么跟领导说话的？”

刘乡长霍然站起身来，对我怒目而视。

“好了，都别说了。”

姚书记打断了刘乡长，把一张安全生产责任书推到我面前，冷笑道：“武常思，白纸黑字签着你的大名，这个责任你是担也得担，不担……也得担！”

这场关于矿难事故如何处理的会议最后不欢而散，但却让初入官场的我明白了什么叫官大一级压死人。

姚援朝和刘文才这两个坎杖子乡的党政一把手明摆着是推卸责任，两个人一唱一和，就把这次矿难的责任都丢给我了，要我承担所谓“监管不力”的责任并处理善后事宜，其他几个乡干部事不关己高高挂起，也没人帮我说话，我孤掌难鸣，这事就被定了下来。

人倒霉的时候喝凉水都塞牙，我才刚从谢文媛的诬陷中解脱出来，又接了矿难这么一个烂摊子。

但冷静下来，憋屈归憋屈，其实有一点姚援朝说的并不是没有道理，那就是无论如何辩解，安全生产责任书上清清楚楚的写着我的大名，矿难也是我去宝安金矿实地检查完工作后发生的，上级真追查下来，我难辞其咎，而且一旦处理不好，我的政治生涯可能基本就毁了。

出了会议室，我先让赵连友马上联系乡派出所，跟他们一起带着几个乡干部去矿上封锁现场，然后就拖着疲惫的身体回到了办公室。

这一天晚上我又失眠了，翻来覆去都在想这事该怎么办，直到天快亮的时候，迷迷糊糊的我被外面一阵锣鼓声和哭闹声惊醒。

等我匆忙穿好衣服走出办公室（当时办公条件简陋，办公室里面放一张简易单人床就当睡觉的地方了），一眼就看见政府大院外面围了不少人，男女老少披麻戴孝哭闹不停，甚至还有在外面上香烧纸的，旁边没看到其他乡干部，只有门卫张大爷在维持秩序。

我顿时心里一沉，走上前去指着门外问，张大爷，这怎么回事？

张大爷愁眉苦脸，说都是矿上死了人的家属，这不是来乡政府讨说法了。

我又问他那怎么没看到乡长和书记，其他乡干部又干嘛去了？张大爷的脸色变了几变，然后告诉我说一大早乡长和书记就走了，他也不知道干嘛去了。

至于其他乡干部，张大爷拍了拍我的肩膀，叹了一口气，以一副过来人的口吻说，年轻人，碰上这事都是能躲就躲，谁还往跟前凑乎？

听张大爷这么一说，我心中顿时涌起一股怒气，偌大一个乡政府，这么大的事就让我一个人刚毕业的学生来处理，其他人能跑就跑能躲就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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