休闲广场地处城乡结合部，法治的触角还无暇顾及这片不上不下的顽劣之地，很多事情自然而然地是用最原始最野蛮的暴力解决。附近村里的小混混显然对这个开在家门口的休闲去处很感兴趣，可是他们整日无所事事，所以口袋也就空空，又想玩又不想掏钱怎么办？

人说强龙不压地头蛇，娱乐城里的保安与村里的混混们冲突过三次，但都是点到为止，没有酿成什么后果，但第四次就没有这么幸运。

这事和我有什么关系？对，本来没有关系。

当时，我倒了一杯水，和两个女服务员坐在吧台上打情骂俏，而此时外面保安和一拔人正剑拔弩张，一触即发。娱乐城看场的头头是个四十多岁的中年人，据说是在黑道上混的，个子不高但很结实，领着十多个保安，死死盯住对方。来找碴的头头是个１米八多的大个子，肥得像猪，后面跟着一帮手持铁棒、砍刀的小屁孩，还有一个咋咋呼呼的悍妇。双方动手的时候我正好从迪厅里走出来去上厕所，刚打开玻璃门就被一个黄头发的十六七的小屁孩一把揪住前胸，嘴里骂骂咧咧地问候我的母亲。

２００２年秋天，我上大二，一天早晨接到了姐姐的电话，母亲去世了，脑梗塞。

后来的结果不难相像。我被乱拳打回门里，眼镜掉在地上，视线一片模糊。我的脑袋嗡嗡作响，不知道还能不能看见明天的太阳。我在大厅里顺手抄起一把椅子，冲着跟上来的黄毛连续几下，黄毛没想到我这个看似瘦弱的家伙居然出手挺狠，躲闪不及，倒下去了。

不过，我被判十一年徒刑不是因为黄毛，他只是轻伤而已。对方的带头大哥，就是那个胖子，被我们的保安头头捅了几刀，鲜血狂喷。

人常说，想要灭亡，必先疯狂。当天，胖子带着一帮人来到娱乐城之后，有无数次机会可以选择平安地离去。但他先是指挥一帮人闯进网吧，挥舞着钢管和砍刀，将正在上网的男男女女全都赶了出去，而后又要找老板谈事情。保安已经和他说了很多次，“老板不在，你再闹也解决不了问题，见好就收吧。”胖子不理，耀武扬威一番后，干脆点了一支烟，一屁股坐到了地上。

保安打了１１０，十几分钟后来了一辆面包车，下来两个警察，胖子上前打招呼，说说笑笑的，居然很熟。警察仅仅让胖子把带来的人马清理到大门外的马路上，便驾车飘然而去。

胖子显示了自己的实力，更是不可一世，甩甩肥大的脑袋，指着保安头头：“不要拿警察吓唬我，他们前两天还跟着哥吃喝呢，今天你要么叫老板出来，要么我踩平了这里。”

保安头头怒了，大叫一声：关门。一个保安将黑色的铁大门迅速关上，拿锁一扣，“啪嗒”从里面锁上了，战火点燃，刀光剑影。

潜逃了两天之后，由于同案的出卖，我被抓了。经过十个小时的审讯，２００６年３月２７日凌晨两点，我被扔进了看守所。几天后，我得知一个噩耗，打架当中，那个领头的胖子ＧＭＡＥＯＶＥＲ了。

我害怕极了，怎么办？虽然自己没有动那个胖子一指头，但这种事能说清吗？如果人真死了，那肯定得坐牢了，说不定还会被扣上“杀人犯”的帽子，可我真的没有碰那个胖子啊！真的没有，我一遍又一遍地嘟噜着。号里其他人都烦了我这个“祥林嫂”，知道，知道，你去找法官说去。

老苏和哥哥姐姐知道了会怎么样？自己才二十二岁，将来怎么办？我整日惶恐不安。号头汪哥讥讽我：“慌什么，一个大男人，要为自己的行为承担后果。”当公安人员拿着死亡报告过来的时候，我一下瘫坐在提审室的椅子上。

一年三个月之后，判决下来，有期徒刑六年。“六年就六年吧，狗日的保安，狗日的警察，嚣张的胖子……算了，算了吧，我不上诉。”管号干部找我谈话时我回答。

这个时候意外发生了。一个判了八年的白痴同案居然不服判决，选择上诉。上诉期第十天，一审法院的法官专门跑到看守所，把本案所有人都提出来，“如果你们服从判决，都不上诉，那么本判决就生效了。原告如果不服，只能对民事提起上诉。”

所有人都指责那个上诉的白痴，他也后悔了。“算了，我不上诉了。”法官让他写个撤诉材料，按了手印。但几天后，我没有等到投牢的执行，拿到的却是那个白痴的一份上诉状。

事情开始变得疯狂，残酷的车轮官司开始了。中院判决发回重审，区院撒手不管了，市检察院重新起诉，中院接着审判。判决下来：所有人一律加刑。我被加了五年，那个白痴被加了六年，还有一个叫小周的更惨，一审也是六年，居然被加了八年。

接中院判决是在看守所的走廊里，我一拿到判决，眼前直冒金星。一个脾气暴的家伙抡拳冲向那个上诉的白痴……

欲哭无泪，从六年到十一年。我回到号里后，蜷缩在铺板上，两眼直勾勾地盯着黑黝黝的牢门，像一条被打断脊梁骨的柴狗。半天后，我视线转向眼前那十几个拼命磨锡铂纸的老老小小，这是一群上了笼套的奴隶，一群没有思想的机器。就这样人不人鬼不鬼地活下去还是应该决绝一点找个方式彻底结束？

进看守所的这两年，我的忍耐极限一次次被挑战，居然一次次被驯服，最后终于说服自己接受六年的刑期了，这十一年就像一柄铁锤“哐当”一下砸头上。“完了，什么都完了。”我心里有一个撕裂的声音不停地嚎叫着。

上吊？号里２４小时有专人值班，没有机会。撞墙？一下撞不死怎么办？还得戴铐戴镣。号头专门交待年轻人２４小时注意我的一举一动，一有可疑情况，立即报告。

我坚定地告诉自己，总会找到机会的，我像一个四大皆空看透一切的出家人，管他是自杀还是生老病死，最后还不都是归于尘土，这一切都他妈的是命。

两天过去了，没等我找到机会，号头汪哥说话了：“兄弟，你就是个孬种，不就１１年嘛，减几年刑，最多三十岁就出来了，有的是时间和机会从头再来。我的判决也下来了，还是死刑，咱俩一块上诉。”

汪哥是看守所里的传奇人物，２０００年因为非法集资诈骗十几个亿被抓，在抓到看守所买通管号干部奇迹般地逃了出来，后在北京再次被抓。至此，汪哥已经在看守所里度过了八年暗无天日的时光，这已经是下达的第六次死刑判决。

我一直在想，汪哥要靠着生命怎样的顽强才能度过这八年中的六次死亡威胁？汪哥淡淡地说，事情搁到了这个份上而已。

一审时请的律师不再来了，估计没有收到再审的律师费。无所谓了，那两个一脸苦瓜相的中年妇女一审开庭时还没为我辩护几句，就被审判长打断，不让说了。即使说了能起到什么作用？谁都知道，现阶段中国的大部分律师只能起到一个作用，就是“拉皮条”。

三天后，在汪哥的帮助下，我自己写了上诉状。这一次，我这一案所有人员全部上诉，后来，省高院的工作人员来走了个过场，没有重新开庭。又等了几个月，裁定下来了，维持原判。

２００８年６月１３日，已经在看守所熬了二年三个月的我被送到了监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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