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革命旗号来歌颂，甚至用革命的农民斗争的挫败作为反衬来歌颂，这难道是我们所能够容忍的吗？承认或者容忍这种歌颂，就是承认或者容忍污蔑农民革命斗争，污蔑中国历史，污蔑中国民族的反动宣传为正当的宣传。”

主席尖锐指出：“电影《武训传》的出现，特别是对于武训和电影《武训传》的歌颂竟如此之多，说明我国文化界的思想混乱达到了何等程度！”他在文章中特别开列出了当时北京、天津、上海三地报刊所登载的歌颂《武训传》的文章目录（这是胡乔木原稿没被主席改动的部分——引着注）。对此，主席是十分痛心的。

因而，主席告诫人们：“我们的作者们不去研究过去历史中压迫中国人民的敌人是些什么人，向这些敌人投降并为他们服务的人是否有值得称赞的地方。我们的作者们也不去研究自从一八四○年鸦片战争以来的一百多年中，中国发生了一些什么向着旧社会经济形态及其上层建筑（政治、文化等等）作斗争的新的社会经济形态，新的阶级力量，新的人物和新的思想，而去决定什么东西应当称赞或歌颂，什么东西是不应当称赞或歌颂的，什么东西是应当反对的。”在这里，主席强调的是他早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就反复强调的问题，即文艺为谁服务和怎样服务的问题。主席认为，《武训传》恰好在这一根本问题上出了差错。

主席更为痛心的是党员同志的“思想混乱”。他指出：“一些号称学得了马克思主义的党员，他们学得了社会发展史——历史唯物主义，但是一遇到具体的历史事件，具体的历史人物（如像武训），具体的反历史的思想（如像电影《武训传》及其他关于武训的著作），就丧失了批判的能力，有些人竟至向这种反动思想投降。资产阶级的反动思想侵入了战斗的党，这难道不是事实吗？一些党员自称已经学得的马克思主义究竟跑到什么地方去了呢？”

主席为《人民日报》写的批判文章，没有丝毫闪烁其辞的犹豫，鲜明、干脆，确实有雷霆霹雳的气势。在这些洋溢着硝烟气息的战斗檄文号召下，一场轰轰烈烈的批判运动开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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