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阁，前者虽然没有撤销，但职能均为后者抽空，成为名符其实的“闲衙”。再有像以湘、淮军为首的勇营之于八旗与绿营，以及后来的新建陆军，递次相补，国家正规军的位置先是由勇营挤走了八旗绿营，而后新军又挤走了勇营，但直到清朝覆灭时，八旗与绿营仍在苟延残喘。又如官俸，清承明制，实行低俸禄制，正七品的知县，年俸45两，四品知府105两，巡抚与总督，贵为封疆大吏，也不过155两和180两（乾隆时米价，每两不过买一百米多一点）。明知这点官俸根本不够养家活口，却不肯加增，开始默认官吏在耗羡上打主意，后来则添加高出俸禄百倍的养廉银。最典型的莫过于漕政，漕运在晚清由河运改为海运之后，河漕的一整套机构无事可做，但一直摆在那里，戊戌变法时好容易要撤了，没几天又恢复了。在这种情况下，补丁有时已经大过了它所补的东西。事实上是听任原有的东西自我萎缩，自生自灭。

清代政治这种自我调节的修补功能，虽然能满足政治变革的部分需要，也确有减少政治震荡的好处，甚至面对西方的冲击，也能作出相应（虽然很笨拙）的反应。但是，修补一旦成为一种政治惯性或者传统，就不可避免地使政治缺乏活力，为因循、守旧提供堂而皇之的栖息地。当步入近代面临近代化和对付西方侵略这双重课题时，修补功能就愈发力不从心，机构的叠床架屋，政策的混乱重复，使得行政效率更加低下，随着西方侵略的深入和近代化任务的日重，这种修补政策实际上已经走上末路穷途。可惜的是长期的修补传统在人们心理上已经形成了因循迟滞，得过且过的惯性，和对彻底变革的本能排拒，以及以新补旧的操作定势。这样，人们在进行大规模变革的时候，其各种有形无形的障碍就显得格外的厚重。李鸿章在晚年曾不无自嘲地称自己是个于事无大补的裱糊匠。不错，李鸿章给清王朝这座风雨飘摇的大厦裱上了淮军和北洋水师，裱上了洋务企业和几个半洋的学堂，可急风骤雨一来，依旧房倒屋坏，补丁毕竟只是补丁。

《梦醒与嬗变（书号：118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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