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偏后，唯独她的位置是在讲台的前面的。所以她的一举一动，讲台下面的人都看得一清二楚。作为一名记录人员，她必须要拿起笔认真记录。她专心地听，可还是一句都听不懂。

坐在台上的杨绛急坏了，她真是羡慕死了坐在里面的美女老师，她甚至想如果能坐在那个靠里面的位置上该有多好啊！而且还有外面的人挡住从台下投来的无数道利剑般的目光。

杨绛拿起笔又放下，在紧张和不安中挨着一分一秒。她在心里不停地挣扎着：“怎么办？假装着乱写吧，交卷时怎么交代？况且乱写写也要写得很快才像。冒充张天师画符吧，我又从没画过符。连连地画圈圈、竖杠杠，难免给台下人识破。”翻来覆去地想，杨绛最后终于想到了一个不是办法的办法──放下笔认真听讲，什么也不记。

多年后的杨绛想起这件事，阅尽人间沧桑的她才明白，其实当年让她做记录大概只是陪伴的性质。几位老师做记录就已经足够了，再加上一名学生，这主要是走个形式罢了。但是中学时代的杨绛天真单纯，这些道理还是多年后才悟得的。

然而，即便杨绛这样认真地听，她还是一句也听不懂。她只能在心里揣摩：“说的是什么人、什么事呢？”既然听不懂，她便只好发挥视觉的作用了。她使劲地看着章太炎先生，恨不得把他说的每句话都看到眼睛里去，仿佛这样就能把他的掌故记住了。

杨绛的座位离章太炎先生是最近的，虽然听不懂，但是看起来却是非常仔细的。整个礼堂里，也只有她能看得最清楚。

杨绛注意到，章太炎先生“个子小小的，穿着一件半旧的藕色绸长衫，狭长脸儿。脸色苍白，戴一副老式眼镜，左鼻孔塞着些东西”。当章太炎先生注意到这个做记录的女学生一字不记，却使劲地盯着自己看的时候一定感到非常诧异。他频频瞄一眼杨绛，或许是看看她有没有动笔，但是每一次，他都和杨绛那天真无邪的目光撞上。

杨绛观察得非常仔细。她注意到先生的鼻子里塞着小小的纸卷儿。这不禁让她想起了以前听说的关于章太炎先生有“脑漏”病的说法，她心中暗想，塞纸卷儿是因为“脑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