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钱代罪，无疑会使缴了议罪银的官员更加有肆无恐，加剧了清朝官吏的腐化。录取官员变相的以敛财能力为标准，而不再注重行政能力，使清朝官员整体素质下降。为了捞回议罪银的花费，官员们会变本加厉的加剧底层百姓负担，造成社会动荡。以钱代罪，有罪不究，律法变得形同虚设，加速了清王朝的衰弱。

向上有着“议罪银”议权势者罪，向下也有着“养廉银”养地方官廉。

自古官商不分家，清朝的一朝金融危机又何止是行商人这一个群体所致。众所周知，清朝官场是很腐败的。江湖古老相传：“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当上三年知府，能贪十万银子。江湖古老又相传：“不贪不滥，一年三万。”即使是下手不那么狠的地方官，一年也有三万两银子的进项。

雍正皇帝说过：“自州县以至督抚，俱需索陋规。”从知县到总督，各级地方官没有不贪污的。他们之所以贪污，并不是因为平日里缺乏廉洁教育，而是因为钱不够花，连维持最低限度的开支都不够。当然，所谓“最低限度的开支”指的不光是糊口（如果仅为糊口，一年几十两银子也可以填饱一家老小的肚皮），还包括而且必须包括养师爷养长随的开支，否则“官场威仪”无法维持，甚至连日常工作都无法开展。

雍正很清醒地认识到了这一点，所以他开创了“养廉银”制度：给所有级别的地方一把手发放高出基本工资很多倍的经济补贴，使他们有条件远离贪污。

《钦定大清会典事例》记载了广州知府的养廉银标准：每年1500两。知县则比之低一半左右，如广州市区分属的南海县和番禺县，两个知县每年养廉银分别为700两和600两。

清代地方官的基本工资按照品级发放，只要品级相同，无论你在哪一省份做官，领的工资都一样。可是养廉银却不全按品级，还跟地域有关。例如广东省的知府每年有1500两到2400两的养廉银，河南省的知府每年却有3000两到4000两的养廉银。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区别呢？一是各地工作的艰难程度不等，二是能捞的油水也不一样。广东当时经济发达，在广东做官有得捞，所以朝廷发放的养廉银就少，而内地省份经济落后，官员能捞的油水少，所以朝廷发放的养廉银就多。从这个意义上看，雍正最初制定养廉银制度的时候就没有指望该制度完全杜绝贪污。

事实证明，养廉银制度确实不能杜绝贪污。为什么不能？一是因为专制时代缺乏制衡，官员只为上级负责，百姓没有罢免权，只要买通上级，贪污起来毫无风险；二是因为人的贪欲没有极限，即使钱够花了，官员们还渴望“创收”更多的钱，以便享受更好的生活，以及为下一代积累产业；第三，跟地方官的日常开销相比，这笔养廉银的数目仍然很小，例如广州知府每年1500两养廉银，加上基本工资不到两千两，而他光是雇师爷雇长随就要开支一千多两，手头稍微松一下甚至要花掉好几千两，收支缺口仍然存在；此外还有最后一条因素——通货膨胀。清朝皇帝盲目遵循祖宗家法，不敢越雷池一步，顺治时期定下的俸禄标准，雍正时期定下的养廉标准，一直到鸦片战争时都没改动过，而由于美洲新大陆的发现，由于墨西哥白银的大量输入，中国的金银比价发生剧烈改变，白银的购买力越来越低，官员的工资和养廉银看似不变，实际上出现了严重缩水，本来买得起的东西慢慢买不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