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农业合作化的迅速推进，到1956年初，我国经济建设中已出现冒进倾向。虽然经过主持经济工作领导人的艰苦努力，这种倾向初步得到遏制，但急于求成的思想问题并没有真正解决。围绕对1956年经济工作的估计和1957年经济计划的制定，中共高层领导产生了不同看法。在1956年11月召开的八届二中全会上，周恩来提出1957年的计划应该实行“保证重点，适当收缩”的方针，得到大多数与会者的赞同。正是根据“既反保守，又反冒进，即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的精神制定的1957年计划，才保证了1957年成为建国以来经济效果最好的年份之一。

八大以后，中央和地方还对农业集体经济的内部关系进行了调整。从1956年到1957年上半年，浙江、安徽、四川等地出现了包产到户等形式的试验。这是朝着实行生产责任制方向的创造性尝试。此外，中共中央还尝试改进工业、商业、财政管理体制，准备适当向地方和企业下放管理权力。

总之，在中共八大以后，党沿着正确的方向继续探索，不断调整经济计划和调整经济关系，这实质上都涉及关于如何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

三、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理论的提出和全党整风

自苏共二十大以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出现了一些挫折，特别是东欧一些社会主义国家出现了动荡不安的局面，相继发生一系列流血事件。西方资本主义势力则乘机掀起反共反社会主义的浪潮。与此同时，我国国内在1956年秋冬，在农村、工厂、学校都出现了一些农民退社、工人罢工和学生罢课的情况，一些社会矛盾逐步突出起来。如何正确认识和处理新时期新阶段的各种矛盾，就成为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着重思考的重大课题。

1957年2月，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发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讲话。他指出：社会主义社会充满着矛盾，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仍然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不过社会主义社会的这些矛盾同旧社会的这些矛盾具有根本不同的性质和情况，可以通过社会主义制度本身的自我调整和完善，不断地得到解决。他还指出：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着敌我之间和人民内部两类性质根本不同的矛盾，前者需要用强制的、专政的方法去解决，后者只能用民主的、说服教育的方法，即“团结—批评—团结”的方法去解决，决不能用解决敌我矛盾的方法解决人民内部的矛盾。

毛泽东这篇讲话及随后他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在党内和广大干部、知识分子中进行传达、学习和讨论，实际上为全党整风作了积极准备。1957年4月27日，中共中央发布《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决定在全党进行一次以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为主题，以反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为内容的整风运动。广大群众、党外人士和党员积极响应号召，对党和政府的工作以及党政干部的思想作风提出了大量有益的批评和建议。

但在整风过程中，也出现了复杂的情况。有极少数资产阶级右派分子乘机鼓吹所谓“大鸣大放”，向党和新生的社会主义制度发动进攻，妄图取代共产党的领导。他们把共产党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领导地位，攻击为“党天下”，公然提出共产党退出机关、学校，公方代表退出合营企业，要求“轮流坐庄”，妄图取代共产党的领导；极力抹煞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的成绩，根本否定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把人民民主专政的制度说成是产生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的根源。这种情况引起党的警惕。5月中旬毛泽东写出《事情正在起变化》一文，标志着中共中央的指导思想开始发生变化。6月8日中共中央发出组织力量反击右派分子进攻的党内指示，同日《人民日报》发表《这是为什么？》的社论。全国规模的疾风暴雨式的反右派斗争猛烈地开展起来，直到1958年夏才基本结束。在此运动中，一大批知识分子、爱国人士和党内干部被错划为右派分子，给他们本人造成了很大的不幸。

1957年9月20日，中共八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召开。会议主要是交流各地整风运动和反右派斗争的情况，部署下一步运动的计划，并解决经济工作方面的问题。会议重新讨论了国内主要矛盾问题。由于毛泽东对阶级斗争的形势作了过于严重的估计和判断，指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毫无疑问，这是当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讲话宣布右派分子“是敌人，我们同他们的矛盾是敌我矛盾”，并对1956年的反冒进提出了尖锐的批评。1957年1月，毛泽东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对1956年的反冒进首次提出批评。他说，前年反右倾，去年反冒进，反冒进的结果又出现了右倾。八届三中全会上，毛泽东更明确地说，去年这一年，一是扫掉了多快好省；二是扫掉了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三是扫掉了促进委员会。中共八届三中全会，标志着“左”倾路线的进一步发展，也成为后来党在阶级斗争问题上屡犯扩大化错误的理论根源。

四、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与“大跃进”狂澜

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提出

1957年中共八届三中全会通过了《1956年至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修正草案）》，接着《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号召批判右倾保守思想，“在生产战线上来一个大跃进”。1958年党中央召开了南宁会议，毛泽东主席起草了《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提出了“不断革命”的思想，并批判了1956年曾起了积极作用的反冒进，促使党内急于求成的“左”倾思想迅速发展起来。1957年2月3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鼓足干劲，力争上游》的社论，报道了全国的跃进形势：在农村中每天有近1亿人向自然大进军，热火朝天地进行水利建设；在工业战线上一再突破原订的计划指标。3月，中共中央召开成都会议，毛泽东主席提出“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

1958年5月5日，中共八大二次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决议的主要内容：一是对我国主要矛盾作了新的分析，正式改变了“八大”一次会议关于国内主要矛盾问题的正确提法；二是正式通过了根据毛泽东的倡议而提出的“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刘少奇在中国共产党八大二次会议上所作的政治报告中说：党中央认为，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的基本点是“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和无产阶级的国际团结；在继续完成经济路线、政治路线和思想路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同时，逐步实现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在重工业优先发展的条件下，工业和农业同时并举；在集体领导、全面规划、分工协作的条件下，中央工业和地方工业同时并举，大型企业和中小型企业同时并举；通过这些，尽快地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和现代科学文化的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

“大跃进”运动的展开

自1957年冬季开始，全国范围内掀起了以兴修水利为中心的农业生产高潮，拉开了“大跃进”运动的序幕。

南宁会议、成都会议后，中共八大二次会议正式提出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后，“大跃进”在全国范围内开展起来。

“大跃进”运动，在生产发展上追求高速度，以实现工农业生产高指标为目标。要求工农业主要产品的产量成倍、几倍、甚至几十倍地增长。例如，中央提出1958年钢产量要比1957年翻一番，由335万吨达到1070万吨，1959年要比1958年再翻番，由1070万吨达到3000万吨。粮食产量1958年要比1957年增产80％，由3900亿斤达到7000亿斤左右，1959年要比1958年增产50％，由7000亿斤左右达到10500亿斤。

此外，“大跃进”还在建设上追求大规模，提出了名目繁多的全党全民“大办”、“特办”的口号，例如，全党全民大炼钢铁，大办铁路，大办万头猪场，大办万鸡山。在这样的目标和口号下，基本建设投资急剧膨胀，从1958到1960年的三年“大跃进”时期，国家基建投资总额高达1006亿元，比“一五”计划时期基本建设总投资几乎高出一倍。积累率突然猛增，三年间平均每年积累率高达39.1％。由于硬要完成那些不切实际的高指标，必然导致瞎指挥盛行，浮夸风泛滥，广大群众生活遇到了严重的困难。

1958年11月至1959年7月间，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曾努力纠正已经觉察到的错误，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压低1959年的工农业生产指标。但1959年庐山会议错误地批判所谓彭德怀右倾反党集团，及随后全党展开“反右倾”斗争，使纠正错误的努力中断，而党内“左”倾错误更加发展。1960年提出要长期保持大跃进，继续要求工农业生产达到不切实际的高指标，对1959年上半年压缩指标进行不公正的指责，一味强调反对右倾，要把干劲鼓足。在各地粮食告急的情况下，还不断追加基建投资、追加基建项目，钢年产量指标一吨也不能少。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又再度全面地泛滥起来。从1958年“大跃进”开始的三年“左”倾冒进导致了国民经济比例的大失调，并造成严重的经济困难，使得中共中央被迫开始了长达五年时间的国民经济调整工作。

1956年，随着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中国社会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在这个发展阶段，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究竟应该怎样进行？这是党面临的全新课题。中国革命的道路不能照搬外国，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同样也不能照搬外国。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究竟该怎样走？形势需要中国共产党人做出重大的抉择。

以中共八大为标志，中共在有着鲜明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过程中，从理论到实践都作出了积极的探索，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形成了一系列的正确认识和方针，使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获得了一个良好的开端。可惜的是，由于我们党对于迅速到来的新生的社会主义社会和全国规模的建设事业还缺乏充分的思想准备和科学研究，因实践经验和认识的不足而使指导思想发生了“左”的偏差，许多正确的意见和原则没能全面贯彻，一以贯之。使得党在阶级斗争和建设速度两大问题上一度发生严重失误。这两方面又相互影响，使探索过程出现严重曲折。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以后，党才全面而正确地恢复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