态，击毁了她曾有的“愉快的理想”，她努力以自己的工作改变这里的习惯，也联合几位同事对医院的工作提出批评，结果不但没有得到医院领导的理解，反倒招致很多有关个人私生活的流言，甚至连住院的“病员们也对她冷淡了，说她浪漫”。这篇小说曾被认为揭露了革命根据地的“阴暗面”、表现了“反集体主义”的主题而遭到批判，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后，陆萍与环境的冲突被解读为“和高度的革命责任感相联系着的现代科学文化要求”与落后的“小生产者封建习气”的对立，获得了文学史家的高度评价。但《在医院中时》的另外一条线索，即陆萍的知识分子“自我”意识的变化，也应该得到重视。小说不仅写了陆萍和环境的冲突，也写到她对自我和环境关系的调适。她学医，本来不是自己的志愿而是依照父亲的意思，但到了革命根据地，又被“‘党的需要’的铁箍”束缚到这个脏乱的医院，她不能“不顾这铁箍”，只能“打扫了心情，用愉快的调子去迎接该到来的生活”。在小说中，陆萍这方面的心理矛盾没有作为追问的重点，但似乎也没有得到令人信服的解决。在文化教育普遍落后的国度，在民族危亡的战争年代，知识分子置身于士兵和农民大众之中，怎样才能既参与社会的变革实践，又保持“自我”的主体个性，做到“经过千锤百炼而不消溶”，尽管小说结尾用的是肯定的陈述语态，但结合小说的整体情节看，毋宁说作家实际上是提出了一个问题。

这当然也是从城市转往革命根据地的众多知识分子所共有的、不断争论的课题，1942年毛泽东发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对此做出了结论性的解释。丁玲服膺《讲话》的精神，认同知识分子改造的论述，按照她的理解，改造的最重要途径是投身工农大众的生活：“要改变自己，要根本去掉旧有的一切感情意识，就非长期地在群众斗争生活中受锻炼不可。要能把自己的感情溶合于大众的喜怒哀乐之中，才能领略、反映大众的喜怒哀乐，这不只是变更我们的观点，而是改变我们的情感，整个地改变这个人”。从逻辑